2009年比特幣問世，2016年區塊鏈大熱，“7年之癢”的又一案例。而區塊鏈正是比特幣的底層技術，這是一次“換代式”的7年之喜。根據本人“互聯網基因”的知識體系，區塊鏈符合之前成功技術的所有特點。同時也符合在技術早期，人們對所有技術的理想化期望。

互聯網是通過不斷打補丁發展起來的，區塊鏈是一塊新補丁。Web 2.0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作者，智能手機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App開發者，云平臺讓每個人都可以是SaaS的生產者，區塊鏈則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是資產的管理者。

從應用的角度看,區塊鏈是一種支撐比特幣的公共賬本。從技術的角度看，區塊鏈是一種分布式的數據庫系統。區塊鏈追求的是平臺化和可編程，不再只支撐比特幣，不再只做公共賬本，就像數據庫技術不僅用于記賬，互聯網不僅用于計算機通信，手機不僅用于打電話那樣。

2001年前后，P2P網絡應用被廣泛看好，如果把當年宣傳文案中的關鍵詞“P2P”換成今日的“區塊鏈”，幾乎完全適用。15年后，P2P網絡應用卻早已沉淪，化入云計算、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技術中去了。P2P網絡應用已死，但精神永生。

預測區塊鏈會改變世界，就像預測某種貨幣會改變世界，某種數據庫技術會改變世界一樣。如果你認為貨幣和數據庫技術已經顛覆了這個世界，那么區塊鏈也將會，這取決于你的世界有多大，你的世界里是否只有上帝。

區塊鏈處理不了大數據，至少現在是這樣的。區塊鏈是由結構定義的嚴謹的塊，通過指針組成的鏈，典型的結構化數據。根據分布式系統的CAP原則，任何分布式系統在可用性（A）、一致性（C）、分區容錯性（P）方面，最多只能得其二。大數據是以犧牲C來換取A和P的，而區塊鏈需要優先保證的卻是C。

區塊鏈與大數據的融合，是下一個7年要考慮的問題。

類似分布式計算領域的“CAP三角”，經濟領域的“蒙代爾三角”的現象還很多，比如ID領域的“Zooko三角”：如何能夠給一個網址或某個用戶一個身份識別符的同時，確保其安全性、去中心化和易用性。DNS選擇了安全性和易用性，保留了中心化；而區塊鏈則選擇了安全性和去中心化，犧牲了易用性。傳統銀行選擇了公開賬戶號，賬本保密；區塊鏈選擇了公開賬本，匿名擁有者。

大數據試圖用數據說話，區塊鏈試圖用數學說話。區塊鏈主張“代碼即法律”，因為只有人才會違約，機器不會。區塊鏈要求我們信任系統，信任軟件、算法和數學，而不是單個結點或權威。

然而，代碼是人寫的，代碼也會有問題；機器是人控制的，機器也會有故障。法律控制在精英階層手里，但代碼卻控制在少數幾個黑客手里。如果精英治國的現代代議制，是“少數人的暴政”，那么區塊鏈則主張黑客治國，是“個別人的暴政”。

2016年6月，The DAO漏洞被黑客利用，損失6000萬美元的事件，讓區塊鏈的理想主義者撞上了現實主義的墻：對黑客攻擊造成的不公平交易，是否予以取消（內容正義），還是應該通過技術手段追回損失（程序正義）？

區塊鏈可以實現去中心化的信用服務。但互聯網上有N多起中介作用的中心結點，更多的是信息中介，不僅是信用中介。比如有的是為了訪問控制，有的是為了用戶管理或流量調度等。區塊鏈可以去除的，還只是集中式的信用中介。

區塊鏈在帶來防篡改、去中心化等優勢的同時，也必然要付出復雜性上升，性能下降，犯罪成本降低等代價。政府不是無法控制貨幣的發行量，只是為了拼經濟。互聯網不是無法傳遞價值，只是需要中介。傳統數據庫并非無法防篡改，只是成本更高。

由于歷史的原因，在互聯網的“極端主義”信徒中，互聯網思維是獨特的，技術的“政治正確性”比商業合理性更重要。比如通信模式必須選擇面向無連接的（cl-ps），不能是面向連接的（co-ps）；架構必須是端到端透明的，不能有Middlebox；結點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對等的，不能是層級的；路由等是分布的，不能是集中的。但30多年來，互聯網“政治正確性”的技術理想，逐漸衰敗于商業的“腐蝕”。

1996年，約翰·佩里·巴洛（John Perry Barlow）在其所著的《賽博網絡空間獨立宣言》開篇寫道：“工業世界的政府，你們這些令人厭倦的肉體和鋼鐵的巨人，我來自網絡空間，思維的新家園。我以未來的名義要求，屬于過去的你們不要干涉我們的自由。我們不歡迎你們。在我們的聚集之處，你們不享有主權。”

20年來的事實證明，互聯網的理想國只是曇花一現。

區塊鏈還住在理想國，只因沒長大。關于軟分叉與硬分叉、擴容、私有鏈、聯盟鏈、演進、社區管理權等的討論，關于黑客攻擊、跨境流動和政府監管的現實，正在沖擊區塊鏈的童話王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