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114訊 9月12日消息（顏翊）近日，業內有消息稱，某運營商對政企應收賬款提出“一年以上賬齡余額零增長”要求。這一舉措背后，是近年來運營商在政企市場擴張中日益凸顯的財務隱憂。

數據顯示，三大運營商應收賬款總額已達3421億，壞賬準備同步激增，現金流與利潤空間不斷被侵蝕，嚴重影響運營商的穩定發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整體應收賬款中，個人用戶和家庭業務的占比較低；真正構成財務壓力的，幾乎全部來自政企業務板塊。

而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是運營商在收入考核導向下的規模沖動、產品能力薄弱導致的集成陷阱，以及傳統屬地化模式難適應數字化需求的路徑依賴。

面對風險累積，類似于“一年以上賬齡余額零增長”的短期管控必不可少；但根本出路在于轉型，從拼規模走向重質量，從大包大攬的系統總集成走向可規模、可復制、可落地的訂閱式產品與交付組合，才能真正實現政企業務的可持續發展。

政企應收賬款持續攀升，財務風險積聚

近年來，政企市場成為三大運營商爭奪的重點戰場。運營商紛紛加大投入，政企客戶貢獻的收入占比逐年提升。然而，光鮮的增長背后，隱藏著日益嚴峻的財務隱患——三大運營商政企客戶應收賬款規模快速膨脹。

根據財報披露數據可知，中國移動2025年上半年政企客戶應收賬款余額達1112億元，較2024年底增長36%，壞賬準備增至379億元，較去年底的290億元增長超30%。

中國電信的基數較低，但也增長迅猛，2025上半年，其政企客戶應收賬款余額為398億，較2024年年底的229億元增長約74%，壞賬準備為92億，較去年年底增長61%。

中國聯通雖未披露2025上半年具體數據，但截至2024年底，其政企應收賬款余額已達702億元，同比增長42%，壞賬準備198億元，同比增長35%。

規模沖動、產品短板與路徑依賴交織成因

那么運營商政企業務應收賬款緣何暴增呢？歸結起來，主要有三大根源：

首先是收入考核導向催生“規模沖動”。政企類業務回款速度相對較慢，運營商墊資周期不得不拉長。但作為央企，三大運營商承擔著穩增長、保就業的社會責任，同時也面臨國資委對營收、增長率等指標的剛性考核。在這種背景下，“做大規模”成為首要目標。為了完成年度收入任務，不少地方分公司傾向于承接高金額、低毛利的集成項目，哪怕客戶信用評級偏低、回款條件不理想，也照單全收。

第二是產品結構單一，陷入“集成陷阱”。運營商長期以來的核心優勢在于網絡資源和屬地化服務能力，但在軟件、平臺、解決方案層面的產品能力相對薄弱。面對政企客戶日益復雜、定制化的數字化需求，運營商只能依賴系統集成等方式交付項目。但這類集成項目普遍存在“有收入、沒利潤”、“個性化強、難以復制推廣”的特點，且交付周期長、成本高、回款慢。這也解釋了為何出現近期運營商云業務增速放緩，而阿里云等互聯網云快速擴張的局面。

第三是路徑依賴問題。過去，運營商憑借龐大的屬地化服務團隊、豐富的人員配置和央國企身份認同，在政企市場具備顯著優勢——因為當時客戶需求簡單，主要是“專線+集團號”等基礎通信服務，依賴本地響應和關系維護即可滿足。但如今，政企客戶已轉向數字化轉型，需求復雜多元，強調系統集成、平臺能力和持續運維，運營商原有優勢逐漸失效。

運營商應該怎么辦？

此次某運營商提出“一年以上應收賬款余額零增長”，并強化信用管理和清收責任制，標志著運營商開始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治理。這種內部管理方式是必須的，能幫助運營商短期遏制風險蔓延，保障現金流安全。

但這僅屬于治標之舉，治理應收賬款不能只靠“財務管控”。因此，運營商更需要審視如何真正做好政企市場，即思考如何擺脫對低利潤集成項目的依賴？如何打造可復制、高毛利的自有產品？如何構建可持續的服務模式？

運營商可持續加大在5G專網、邊緣計算、云計算、AI與大數據等領域的研發投入，推動技術能力向產品能力轉化，充分發揮運營商在網絡連接、算力調度和終端覆蓋方面的獨特優勢，打通“云、網、邊、端”各環節，構建無縫銜接的全棧式服務體系。

運營商只有從“賣資源”升級為“供能力”，才能真正化解應收賬款風險，實現政企業務的質量、效益與可持續性協同發展。當然，話說起來很容易，但如何落地卻是個大問題。從目前三家運營商的布局來看，普遍傾向于采用專業公司的思路，即“集團管總、專業公司主建、屬地公司主戰”的模式，但如何理清專業公司與屬地公司的權責利邊界，形成協同效應，目前尚未看到太好的答案。而這，才是關鍵的問題和問題的關鍵。